產業新舊動能轉換助推高質量發展

　　當前我國經濟處于傳統增長動能衰減和轉向高質量發展“雙碰頭”階段，迫切需要通過產業新舊動能轉換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助力經濟中高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

　　衡量產業新動能形成的主要標志是“四新”，即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產業新舊動能轉換具有時空并存性、漸進性、艱巨性等內在特質。

　　日前在京發布的《中國產業發展報告2018——邁向高質量發展的產業新舊動能轉換》報告提出，當前我國經濟處于傳統增長動能衰減和轉向高質量發展“雙碰頭”階段，迫切需要通過產業新舊動能轉換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助力經濟中高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

　　我國產業新舊動能轉換面臨歷史機遇

　　報告提出，當前我國經濟處于傳統增長動能衰減和轉向高質量發展“雙碰頭”階段，迫切需要通過產業新舊動能轉換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助力經濟中高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給產業新舊動能轉換帶來科技支撐。消費結構升級為產業新舊動能轉換提供巨大市場空間，改革深化為產業新舊動能轉換創新制度供給，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為產業新舊動能轉換創造良好宏觀環境。

　　從實踐看，我國推動產業新舊動能轉換的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創業創新蓬勃發展，產業新動能快速成長;傳統產業加快轉型，傳統動能煥發新活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產能過剩行業出現恢復性增長;地方探索不斷深入，部分地區產業新舊動能轉換成效顯著。

　　制約產業新舊動能轉換的主要障礙

　　報告認為，我國產業新舊動能轉換仍然面臨諸多障礙，特別是一些體制機制頑疾仍然是制約新舊動能轉換的最大掣肘。

　　一是對傳統發展的路徑依賴，導致新舊動能轉換不暢。包括兩個方面：第一，認知上的路徑依賴，是指認知凝滯，不能擺脫固有思維的束縛;第二，行動上的路徑依賴，是指在行動上遵循過去習慣的決策，自覺不自覺的沿襲甚至強化過去的路徑。例如，一些地方即使認識到依靠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的發展方式不可持續，繼續擴張傳統產業規模只能帶來更加嚴重的供需結構失衡，但由于長期形成的認知束縛和思維定式，在實際工作中還是傾向于遵循慣例，基于經驗進行決策很難下決心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培育新產業新動能，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必須擺脫對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路徑依賴。

　　二是制度環境不夠優化，不能適應新舊動能轉換要求。近年來我國“放管服”改革力度很大，企業也感受到由此帶來的營商環境明顯改變，但由于市場主體直接面對的市縣和鄉鎮一級改革不到位，企業仍感到事難辦。

　　三是政策碎片化甚至互相沖突，影響政策作用有效發揮。近年來，相關部門和各級政府相繼出臺了不少政策措施推動產業新舊動能轉換，但由于部門間各自為政和缺乏統籌協調，政策效果并不理想。第一，政策設計碎片化。截至目前，國家除了對培育新產業新動能出臺專門文件和批復山東省新舊動能轉換綜合改革試點方案外，對如何改造提升傳統動能沒有頂層設計，各部門、各地方只能根據自己的理解出臺相關舉措，導致政策缺乏系統性和碎片化。第二，部門間政策不協調甚至相互沖突。

　　四是高端要素支撐不足，“缺人才、缺技術、缺資金”嚴重制約新舊動能轉換。無論是新動能培育還是舊動能改造，都離不開人才、資金、科技等高端要素。從實踐看，高端要素支撐不足已經成為制約產業新舊動能轉換的重大瓶頸。第一，高端人才供給短缺。如目前快速發展的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機器人等行業面臨高層次復合型人才嚴重不足的制約，特別是大數據分析挖掘算法、大數據建模等高端人才更為缺乏。第二，創新能力不足和技術轉移轉化困難，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體制機制尚未建立起來，企業從事科技創新意愿和能力不足。第三，資本“脫實向虛”導致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第四，要素流動不暢影響資源優化配置。

　　報告強調，經濟增長的過程亦是產業新舊動能不斷轉換的過程，產業新舊動能轉換既是一場生產力革命，也是一次生產關系變革，涉及觀念理念、體制機制、管理模式、要素投入等多方面重大調整，需要處理好新興產業發展和傳統產業改造、傳統要素提質和新要素培育、技術突破和產業化應用、創新成果數量和創新質量“四大關系”。

　　報告建議，針對制約產業新舊動能轉換的諸多障礙，要在加大改革力度、破除體制壁壘和政策障礙、優化政府服務、強化要素保障、擴大對外開放等方面聚焦發力，推動產業新舊動能轉換從“星星之火”變為“燎原之勢”。

　　一是改革發力破除體制壁壘和政策障礙。推動產業新舊動能轉換關鍵在于體制改革。要圍繞制約產業新舊動能轉換的體制機制障礙，加大改革力度，創新制度供給，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第一，深化“放管服”改革，進一步減少政府對市場資源的直接配置和對市場活動的直接干預，更好地服務企業和群眾，激發微觀主體活力。第二，抓住2018年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契機，大幅放寬市場準入限制，切實打破要素市場和服務業的行政壟斷和市場壟斷，全面推進壟斷行業競爭環節向社會資本開放，取消不合理的經營范圍限制，為不同所有制、不同規模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環境。第三，加快國有企業改革。第四，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加大侵權懲罰性賠償力度。第五，做好政策協調，加強頂層設計和系統謀劃。

　　二是創新驅動引領產業新舊動能順暢轉換。首先，明確創新不僅聚焦于高新技術產業等領域，也應注重推動創新成果加速應用到傳統制造業、農業和服務業的轉型升級上。其次，強化企業在創新中的主體地位，加大對企業技術改造支持力度。再次，持續夯實創新驅動發展的基礎。最后，構建富有活力的創新生態。

　　三是先破后立構建符合“四新”特點的監管新模式。產業新動能大都建立在創新的基礎之上，具有前瞻性、先導性、不確定性等特征，其發展壯大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新的管理體系和寬容的制度環境。因此，應建立和完善包容審慎的監管制度，以鼓勵和支持的態度給予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充分的容錯空間。

　　四是“量”“質”并舉強化要素供給保障。推動產業新舊動能轉換，要有高質量的生產要素作支撐，特別是要按照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的要求，增強科技、人才、金融對產業新舊動能轉換的支撐能力。首先要增加新生產要素供給。其次要提升傳統要素質量。

　　五是擴容提質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合作。首先“擴容”，將自貿區成熟可復制的外商管理制度盡快推廣到全國，全面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其次“提質”將外貿戰略和政策導向從“大進大出”調整為“優進優出”。